非本土的外禽飞来，是一异。
[20]《周易·大畜》，《十三经注疏》，第40页。……许两切，又普庚切，又许庚切。
[50]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第232页。[36] 许慎：《说文解字·示部》，第7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易经》对帝王的态度存在着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具有重大的意义。然后将其存在者化，乃谓之有。但其风俗必不常见，才使旅行者大感惊异而以为盗寇，以至‘先张之弧，准备射杀。
……耳朵倾听天命，倾听大道的、天道的无声的言说。在这个问题上，《易经》并无任何明确的表示，但也给出了一些线索。此新经学既非如宋明理学之重视‘明心见性的义理阐释，亦非如谶纬神学或康有为那样之神话孔子，而是重在阐发儒学‘修己治人的教化精神。
章太炎曾举例来说明抽象与具体之关系：具体的政治，《论语》不讲，《论语》单讲抽象的政治。孝是人的天性即人自然的本然之情，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即是以孝为始基而建立起来的，新文化人反对宗法制连同孝也一起否弃，反而侵犯了其所倡导的个人权利。但也同样是因为拒斥形上玄虚，使他的新经学遗落了儒学超越维度的内容与意义，变得扁平化。‘长国家而务财用，只今日之政治有之，自古未之有也。
章太炎在辛亥前夕采取以佛解庄的方式所完成的《齐物论释》一书中，通过对平等价值的理论构建，对各种普遍主义话语做了彻底的拆解。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章太炎开始以佛教法相唯识学为理论框架并融纳中西学术来构建其哲学体系，其首要目标便是对源自西方的进化论、文明论等普遍主义话语加以拆解，从而打破时人对西学的迷信。
今之孔教会固不足一论，而开此异说者自汉已然。章太炎在1930年代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学的历史合法性正在于此。昔孟子讲‘爱亲敬长，为人之良能，其后阳明再传弟子罗近溪，谓‘良知良能，只有爱亲敬长。去除以上判语所含的价值褒贬之后可发现，鲁迅对乃师前后期的时代形象及思想特质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孝经》《大学》《儒行》之外，在今日未亡将亡，而吾辈亟须保存者，厥为《仪礼》中之《丧服》。中国开物成务诸圣哲，伏羲、神农，畜牧耕种，事事皆有，然均以人事为根本，不遑精研微末。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既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章太炎在清末民初对孔学人本主义精神的多次表彰，不仅驳斥了康有为尊孔子为教主的孔教论，为中国文化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更是实现了对儒学的现代转化，证明了占据中国社会主流地位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学在价值观念上与现代社会并不冲突，自然也会继续适用于现代中国社会。
三子之乐蓬艾，虽唐尧不得更焉。鲁迅在逝世前夕所作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实际是以新文化运动为界，把章太炎的一生划作了两个阶段，即将新文化运动前的章太炎称赞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将对新文化运动做出批评的晚年章太炎描述为粹然成为儒宗。
把善恶是非的见解文明野蛮的见解彻底打破之后，就能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中外各种文化与世界不同文明，章太炎晚年即是如此，他通过中外文化、中外文明的比较来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世之文化，先于中国者，有南方之印度，后于中国者，有西方之希腊。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使得具有维新倾向的士大夫纷纷放弃了中体西用的救亡方案，转而将脱亚入欧的日本作为学习榜样，主张中国要全面输入西学，特别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及政治制度，并开始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展开反思，乃至加以批判，这一西化思潮终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演变为激烈的反传统浪潮。
自汉以来，迭受外人欺侮，无有不能恢复者。由是感生帝之说诎，而禽兽行绝矣。晋受五胡逼至江南，而尚不与之通款，南宋则甚至称臣称姪，元则不必论矣。……世间最可畏的，并不在‘相，只是在‘名。在1910年完成的《国故论衡》一书中的《原经》《原儒》两文，章太炎从语源学的角度即通过对经、儒本义的历史还原，再次确认了经学、儒学之专务人事的精神传统。可以说，章太炎早期的‘以经为史瓦解了传统经学，但他晚年又树立起了理性平实的新经学。
章太炎在20世纪初便对愈演愈烈的西化思潮表示担忧：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重以科举，驱羑人心，排满宗旨，如何可达。这在章太炎看来正好相反，他认为孝并非私己性道德，而是一种公共道德，孝道伦理文化即是传统中国家国共同体得以维系的纽带，而现代中国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与爱国感情同样也离不开它：今之新学小生，人人以爱国为口头禅，此非墨子之说而似墨子。
新四书中的《孝经》与《丧服》皆与孝道伦理文化相关，作为修己治人之学的主干部分，孝道伦理文化即显著体现了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宗教文化与科教文化的独特之处：盖《孝经》专言人事，与天道无涉，故我国之教育，完全为‘人事教育、‘实事教育。儒家并非宗教，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中也并无宗教传统，如果强行在中国建立宗教，就会一如摩哈默德之于天方，则宗教之争，必难幸免。
受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潮流的影响，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关注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近年来才有张天杰、刘增光等学者对作为儒宗的晚年章太炎加以考察，而考察章太炎晚年的儒学思想主要围绕其在1930年代初提出的新四书而展开。在他看来，中西文化、中西文明是平等的关系，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孔子等圣哲顺应中国百姓意志，并经过长期社会历史实践而形成的，倘若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来替换中国自身文化的话，就会给中国百姓的生活造成不便，导致中国社会道德的败坏与社会秩序的紊乱。
人事以修己治人为要，故‘大学之教，重是二项。此语也，有明理学中之一线光明，吾侪不可等闲视之者也。章太炎早年在许多文章中曾反复申说此义：按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该文抓住了章太炎晚年儒学重教化的特质，但又依据现代学术评价体系得出其儒学内涵扁平化的判断。
他在随后的演讲中对《齐物论释》之齐物哲学的核心要义加以概述道：大概世间法中，不过平等二字，庄子就唤作‘齐物，并不是说人类平等，众生平等，要把善恶是非的见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而新文化人所提倡的以非孝为前提的爱国，与个体实存和人的情感生活无关，不啻为一种空洞的道德说教，必然如同墨家主张的兼爱一样，难以长久维系。
在章太炎看来，中国历代史家在其史学著作中皆继承了孔子《春秋》夷夏之辨的价值观念，使夷夏之辨逐渐成为中国大众的普遍意识，而这正是华夏政权虽多次被异族推翻却能不断恢复、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然四时推候，但以命羲和之官，非人人而命之也。
原来有了善恶是非的见，断断没有真平等的事实出来。儒家修己之道与治人之道是统一的，修己是治人的手段与前提，治人则是修己的扩充与归宿。
……而今之人，假国家之名，行贪婪之实，又出《大学》所讥下矣。与章太炎的中外文化不同论相反，康有为主张模拟西方基督教，以尊孔子为教主来建立孔教，并提议在全国设立各级教会。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章太炎晚年将《孝经》列为新四书之首，主张围绕《孝经》来重建孝道伦理文化，其首要原因亦在于孝为人的天性：我国儒者之教，一在顺人情，一在有真凭实据。
章太炎认为，中国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需要大力弘扬儒家士人之气节：当今之世而欲使人殊于禽兽，非敦尚气节，遵践名教，又何以致之？他将《儒行》列入新四书即是要以《儒行》来提振国人气节：《儒行》一篇，多言气节之士。后人以为《春秋》之大义。
盖亦以儒者为提倡民族主义，已深入人心，故满夷一推倒，即能还我中原耳。章太炎提倡治人之道亦是立足于修己之道来论述的。
若以修己治人为主，而命之曰儒学，则宋、明诸家门户之见，都可消除，而教人自处，亦易简而有功矣。所谓穷知事物之理者，仅仅托之空言。